译文
几道兄：
我由潮州调任袁州，路过吉州时，收到你二十四日的亲笔信，不胜惊喜之至。不知道你入秋以来起居饮食可好，谨致最诚挚的祝福。
你信上说，有人传言我近来有点相信佛教了，这是传言人的不实之辞。缘起是这样的：我在潮州时，有一位老僧，号为大颠，非常聪明，颇识佛理。荒远之地没有多少可以深谈的人物，我就把他请到州府，留了十几天。此人实能在一身袈裟之下自存义理，不因为日常念经诵佛而扰乱心性。同他交谈，虽然不能完全投合，关键还在于自己胸中没有芥蒂阻碍。我觉得这样的人很难得，所以同他来往。后来因为祭神到海上去，路过他庙庐时进去拜访过一次，来袁州前，留了一袭衣服作为纪念。这是人之常情，不能因此说我崇拜佛法、信奉释氏、祈求福田而播种利益啊！
孔子说：“丘之祷久矣（我孔丘的祷告已经很久了――我的行为向来符合神明，不必临事抱佛脚）。”凡称得上君子的，他的为人处世自有一定的原则。圣贤从事的大业都将载入史册，使后人师法，遵为楷模。仰不愧天，俯不愧人，内不愧心。积善之人必有馀庆，积恶之人必有馀殃。怎么会有舍却圣人之道和先王之法，而信奉外邦的说教来求取福利的道理呢？《诗经》不是说过吗，“恺悌君子，求福不回（和易近人的君子，求福不违背正道）。”《左传》也说，“不为威惕，不为利疚（不因威胁而恐惧，不因利禄而愧疚）。”假如佛祖能够降给灾祸，不是谨守道德的君子所要害怕的，更何况万万没有这样的道理。而且，“佛”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的行为象一个君子呢，还是象一个小人呢？如果是一个君子，绝对不会盲目降祸给守道的人；如果是小人，他的身体已经死了，他的魂魄也不会灵验。天地各路神祇，昭然布列，庄严公正，又怎能允许这些鬼魂任意胡为，在天地之间作威作福呢？来龙去脉都没有搞清楚，却要去信奉它，可算是糊涂了。
而且我韩愈不崇拜释氏而排斥佛教自有我的道理。孟子说：“今天下不之杨，则之墨（现在天下所有人的主张不属于杨朱派就属于墨翟派）。”杨墨两派交相惑乱，使得孔孟之道不能发扬光大，于是三纲沉沦了，九法败坏了，礼乐毁弃了，佛老横行了，人性堕落得几乎象禽兽一样。所以孟子又说：“能言拒杨墨者，皆圣人之徒也（能够反对杨墨学说的，都是圣人的门徒）。”扬子云说：“古者杨墨塞路，孟子辞而辟之，廓如也（从前杨墨学说堵塞言路，孟子著书立说，予以批驳，终于澄清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）。”杨墨学说盛行，孔孟之道废弃将近几百年，到了秦朝，尽灭先王之法，焚书坑儒，天下就大乱了。后来秦朝灭亡，汉朝兴起，将近百年，也不知道怎样发扬光大先王之道，过了很长时间才剔除了那条“挟书灭族”（秦朝藏经书者杀其全族）的法律，遍求圣贤经书，诚招儒学之士。虽然得到一些献书，但书缺简脱，圣贤经典十有二三失传了；饱学之士老的老，死的死，年青的儒生没有见到圣贤经典的全貌，不能详细了解先王的事迹，各自都把自己接触到的那部分经典奉为圣道，抱残守缺，固守一隅，尧、舜、夏、殷、周时期先圣们创立的王道从此被毁坏了。
后来的文人儒士找不到目标，以至于到今天先王之道几乎泯灭无据。这种祸患的形成是因为杨墨之道肆行，没有及时加以制止的缘故。孟子虽然是个贤达的圣人，但因为不在其位，使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办法施展，虽能切中时弊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但也多亏有了他的著述，使现在的学者还知道要师法孔子、崇尚仁义，拥护仁德治国，反对独裁垄断。先王道义中的精华部分都佚亡不能补救、坏烂不能回收，所谓浩如烟海的经籍百不存一，谈得上什么“澄清”的问题呢？但是如果没有孟子，我们这些中原上国的臣民，也只能象蛮夷那样，穿左衽衣，讲侏离话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非常推崇孟子，认为孟子的功劳不在夏禹之下。
汉朝兴起以来，儒学家虽然对圣贤经典小有修补，但社会百孔千疮，战乱频仍，经典散佚。先王之道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流传下来，危险得有如千钧一发，靠着丝丝绵绵的联系，随时都可能坠亡！在这样的时候，却还在提倡佛老之道，鼓动天下人追随，这是多么不仁不义啊！佛老的危害要超过杨墨，而我韩愈的贤达却不如孟子。孟子也不能在先王之道完全灭亡以前进行补救，而我韩愈却想在儒家经典被毁之后恢复原貌，这也太不自量力了。况且我这个人如果没有人营救已经命丧黄泉了。虽然这么说，但如果先王之道能够因为我的大声疾呼而得以承传下去，我万死不悔。天神在上，地魂在旁，可以为证：怎么可以遭受一点挫折就毁弃正道而相信邪教呢？
张籍、皇甫湜等人我经常提醒，不知是否能不背叛儒道。承蒙吾兄厚爱，只不敢苟同。惭惧无已，死罪死罪。韩愈再拜。
赏析
《与孟尚书书》是韩愈写于元和十五年（公元820年）冬移任袁州刺史之时。孟尚书，名简，字几道，嗜佛，尝译佛经。本文说理透彻，辩驳有力，清人张裕钊评此文“浑浩变化，千转百折，而势愈劲，其雄肆之气，奇杰之辞，并臻上境”。本文有利的驳斥了佛徒所编造的韩文忠公晚年“信佛”的谎言，是佛徒传教多以妄语，不可轻信的明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