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
鄙人顿首谨启：昨日承蒙教诲《大学》，因匆匆搭船，未能一一奉答。清早，在船上稍有空闲，我又再次拜读了您的信。唯恐到江西后杂事纷陈，扰攘不断，先在这里简略回复，请您指教。
您信中说：“见道固然很难，若体认道则更难。道的确不易明白，但是学问也的确不能不讲。恐怕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当做最高标准吧？”不胜荣幸！我从哪里能得到这样的教诲呢？我怎敢自以为达到最高标准而心安理得呢？我正想着寻访天下有识之士以便讨论圣道。数年来，对于我的学说，天下之人，有的讥讽，有的辱骂，有的不屑一顾，这些人愿意教导我吗？若他们肯为了教诲我而反复晓谕，只怕不能纠正我的纰漏吧。而普天之下爱护我的人，没有像您这般深切备至的，感激之情非言语可以表达！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”是孔子最为忧虑的。而后世的学者稍微能诵经训诂，就自以为是有学问了，于是就不再有探究学问的迫切愿望了，这实在是很可悲呀！圣道必须身体力行才能明白领会，不是先弄明白了而后再去身体力行，圣道必须学习后才能明白，并非在讲求学问之外还有其他的认识圣道的途径。世上的研学者有两种：一种是讲究身心体认的，一种是讲究口说耳听的。用口耳的人，通过揣摩推断，力求扩大自己的影响；用身心的，力行自省，所言所行，的确是自己具备的东西。知道这些，就知晓了孔子的学说。
在信中，您认为我之所以恢复《大学》的旧本，是因为我认为人做学问只需要求诸于心，而程朱的格物学说却免不了向心外探求，于是不采信朱熹的分章法，并删掉了他增补的传。
我并不敢这样。学习哪还分什么内外呀？《大学》旧本乃是孔门传下来的，朱熹怀疑它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，而加以改正补充，而我认为旧本中并未有遗漏和错误之处，所以就完全采信古本罢了。我的过失可能在于过分相信孔子，绝不是刻意要否定朱熹的分章法，并删掉他增补的传。做学问最重要的是用心来体悟，如果心里认为不对，即使是孔子所说的话，我也不敢说它是正确的，何况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？如果心里认为正确，即使是普通人说的话，也不敢认为是不对的，更何况是孔子呢？《大学》旧本已经流传了几千年，现在阅读，书中词语句子还明白通顺，论述的学问功夫，又简明易懂而容易下手。有什么依据断定这一段一定在这里，那一段一定在那里，这里缺了什么，那里又有什么错误，于是加以改正增补辑录？这难道不是更看重是否违背了朱熹而不看重是否违背了孔子吗？
信中指出：“如果必须强调做学问不靠到心外探求，只是要在心中反省体察，那么‘正心诚意’这四个字还有什么没有说尽的呢？又何必非得在学问的着手处用格物的功夫让人困惑呢？”
正是，正是！若讲学问的主宰，“修身”二字已经足够，何必又要讲“正心”呢？“正心”这两个字就足够了，何必又要讲“诚意”呢？“诚意”两个字也就尽够了，何必还要讲“致知”“格物”呢？只是要使做学问的功夫详细而周密，而概括起来只是一件事，如此才是“精一”的学问，这里正是不得不深思的。天理没有内外之分，本性没有内外之别，所以学问也没有内外之别。讲习讨论，未尝不是内；反观内省，未尝就遗弃了外。如果说学习必须到心外上求，这就是把本性分成了内外两部分了，这就是“义外”“用智”；如果说反观内省必须要从内心来求得，就是把本性分成了内外两部分了，就是“有我”“自私”，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知道人性没有内外之分。所以，孔子说：“精义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”《中庸》讲：“性之德也，合内外之道也。”由此便可以明白“格物”的学说了。“格物”是《大学》实际下手的地方，从头至尾，自儿童启蒙以至成为圣人，只有这一个功夫，并非仅仅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“格物”的功夫。“正心”“诚意”“致知”“格物”都是为了“修身”，而格物，使人所用的功夫每天有能看见之处。所以，“格物”就是清除自己内心的物欲，清除自己思想中的物欲，清除自己认识上的物欲；“正心”就是纠正物欲之心；“诚意”就是使物欲之心精诚；“致知”就是致其物欲的良知。这哪有内外彼此之分呢？理只有一个。从理的凝聚上来说就是性，从凝聚的主宰处来说就是心，从主宰的发动上来说就是意，从发动的明觉上来说就是知，从明觉的感应上来说就是物。所以，理就物而言就是格，就知而言说就是致，就意而言就是诚，就心而言就是正。正就是正心；诚就是诚意；致就是致知；格就是格物。都是为了穷理而尽性。天下没有本性之外的理，没有本性之外的物。圣学不昌明，都是因为后世儒生认为理属于内，物属于外，而不知道孟子曾经批评过“义外”的学说，以至于沿袭并陷入错误而不自知，这难道不是也有似是而非而难以明白之处吗？不可不仔细体察！
您之所以质疑我的格物学说，无非是认为我肯定内求而否定外求；认为我一定专门致力于反观内省，而放弃了外在讲习讨论的功夫；认为我一定一心在纲领本原的框架上，而忽视了详细的条目；认为我一定沉溺于枯槁虚寂的偏执中，而不能穷尽事理人情的变化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岂是只得罪了圣门和朱熹？这简直是用邪说欺骗百姓，离经叛道，人人都可以杀了我，更何况您这样的正直之士呢？如果真是这样，世上稍稍明白训诂，闻听过先贤往哲绪论的人，都知道它是谬论，更何况您这样的高明之士呢？我所说的“格物”包含了朱熹的九条；但我的格物学说自有重要的地方，作用也和朱熹先生的九条不同，实在只是差之毫厘。然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所以我不得不辨明。
孟子批评杨朱、墨翟，说他们是“无父无君”。其实这两位先生也是当时的贤明之士，假如他们和孟子同处于一个时代，那么孟子也未必就不认可他们的贤德。墨子的“兼爱”思想，是行仁行过头了；杨朱的“为我”思想，是行义行过头了。他们的学说，并不是要灭天理、乱纲常而眩惑天下，但是，其所产生的弊端，孟子用禽兽、夷狄来比喻，说他们用学术杀害了天下后世的人。当今学术的弊端，能说是学仁过头了吗？或者说是学义过头了？还是学不仁不义过头了？我不知道它们和洪水猛兽有何分别！孟子说：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因为杨墨的学说充塞天下，孟子所处的时代，天下的人对杨朱、墨子学说的崇信，应当不亚于当下人们对朱熹学说的崇拜。而只有孟子独自一人与他们争辩。哎，可悲呀！韩愈说：“佛、老之害，甚于杨、墨。”韩愈的贤明远不如孟子，孟子没能做到救之于未坏之先，而韩愈却想恢复世道人性于败坏之后，他这是自不量力，后来我们果然看到他陷于政治的危险境地也没有人救他。唉！像我这样的人，更是自不量力，发现自己面临危境，却没有人能救我于死地！大家正在高兴地嬉笑，我却暗自啜泣；世人都怡然自得地同流合污，我却独自忧心忡忡疾首蹙额，这如果不是我丧心病狂，就一定是有大苦隐于心中，如果不是天下最仁爱的人，那么，谁又能明察呢？
我写《朱子晚年定论》一书，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其中，书上年代的早晚，的确有些未经考证，虽不一定都是出自晚年，但大部分是写于晚年的。我的本意是就世间朱陆纷争进行调和，以昌明圣学于天下为重。我一生始终把朱熹先生的学说奉做神明，一旦要与它相背离，内心都很煎熬，所以只是不得已而为之。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。我本不忍和朱熹的学说相抵触；而又不得不这样做，是因为圣道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不作直说，道就不能显现啊！
您说我“决与朱子异”，我怎敢欺骗自己的心呢？道是天下人公有的道；学是天下共同的学。不是朱熹一人可得而私有的，也不是孔子一人可得而私有的。对天下公有的东西，应该秉公而论。所以只要说得对，即便与自己的不同，也对自己有益；说得不对，即便与自己的相同，也对自己有损害。对自己有益的，自己一定会喜欢；对自己有害的，自己一定厌恶。那么，我今天所讲的即使与朱熹不同，但也未必不是他喜欢的。子贡说：“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食，其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然而子夏又说：“小人之过也必文。”我虽然不贤，但也不敢以小人之心去对待朱熹先生。
您的谆谆教诲，反反复复数百言，都是因为没有弄清我的格物的学说。如果明白了我的学说，那么，您所讲的都可以不用辩论也能毫无疑问，所以，我今天不敢再详细陈述，以避琐碎之嫌。可是我除非面对面和您解说清楚，断不能仅凭信上所写的这几句话就完全能说明白。唉！您开导启迪我的话，真的是非常之恳切详尽了。关爱我的人，没有超过您的！我虽然很愚钝，怎么能不感激佩服您呢？然而我不敢舍去心中的真诚而轻易接受您的看法，正是因为不敢辜负您的厚爱，也是想对您有所回报呀。秋后返家时，我一定登门拜访，当面向您请教，到时还请千万不要吝惜赐教。
注释
《论语·述而》第三章：“子曰：‘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’”
《易经·系辞下》第五章：“精义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过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；穷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”
《中庸》第二十五章：“诚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。所以成物也。成己仁也。成物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外内之道也。故时措之宜也。”
辟之，孟子辟“义外”之说见《孟子·告子上》第四章。
朱子“九条”，出自朱熹《大学九条》：“又有问进之术何先者。程子曰：‘莫先于正心诚意。然欲诚意、必先致知。而欲致知、又在格物。致、尽也。格、至也。凡有一物必有一理。穷而至之、所谓格物者也。然而格物亦非一端。如或读书讲明道义、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、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、皆穷理也。’曰：‘格物者、必物物而格之耶。将止格一物而万理皆通耶。’曰：‘一物格而万理通、虽颜子亦未至此。唯今日而格一物焉、明日又格一物焉、积习既多、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耳。’又曰：‘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、理会得多、自当豁然有？觉处。’又曰：‘穷理者、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。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。但积累多后、自当脱然有悟处。’又曰：‘格物、非欲尽穷天下之物。但于一事上穷尽、其他可以类推。至于言孝、则当求其所以为孝者如何。若一事上穷不得、且别穷一事。或先其易者、或先其难者、各随人浅深。譬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。但得一道而入、则可以推类而通其余矣。盖万物各具一理、而万理同出一原。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。’又曰：‘物必有理、皆所当穷。若天地之所以！深、鬼神之所以幽显、是也。若曰天吾知其！而已矣、地吾知其深而已矣、鬼神吾知其幽且显而已矣、则是已然之词、又何理之可穷哉。’又曰：‘如欲为孝、则当知所以为孝之道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、如何而为温？之节。莫不穷究、然后能之。非独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。或问、观物察己者、岂因见物而反求诸己乎。’曰：‘不必然也。物我一理、才明彼即晓此。此合内外之道也。语其大天地之所以！厚、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、皆学者所宜致思也。’曰：‘然则先求之四端可乎。’曰：‘求之情性、固切于身。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、不可不察。’又曰：‘致知之要、当知至善之所在。如父止于慈、子止于孝之类。若不务此而徒欲？然以观万物之理、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、出太远而无所归也。’又曰：‘格物莫若察之于身。其得之尤切。’此九条者、皆言格物致知所当用力之地，与其次第工程也。”
陆九渊《与曾宅之书》：“惟其生于后世，学绝道丧，异端邪说充塞弥满，遂使有志之士，罹此患害，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，均其？溺此，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。”
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第九章：“孟子曰：‘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’”
《易经·爻辞·离卦》：“六五，出涕沱若，戚嗟若，吉。”
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第五章：“孟子曰：‘吾今则可以见矣。不直，则道不见；我且直之。’”
《论语·子张》第二十九章：“子贡曰：‘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人皆见之，更也人皆仰之。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