鹊桥仙 · 华灯纵博

当年在华丽的灯光下纵情地博弈，骑着骏马猎射驰骋，谁还记得我当年豪壮的军旅生活？那些无聊酒徒有许多如今都封了官爵，衹有我等愿意隐居江边做渔翁。 江边有八尺轻舟。撑着低低的三扇篷，独自享受长满蘋草的水边景色，镜湖本来就属于像我这样的闲适之人。又何必非要你「官家」赐与不可呢？

华灯：装饰华丽的灯台。 纵博：纵情赌博。此处视为豪爽任侠的一种行为表现。《剑南诗稿·卷二十五·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》：「四十从戎驻南郑，酣宴军中夜连日……华灯纵博声满楼，宝钗艳舞光照席。……」 酒徒：犹言市井平民，普通人。《史记·卷九十七·郦生陆贾列传》：「郦生嗔目案剑叱使者曰：走，复入言沛公！吾高阳酒徒也，非儒人也。」 渔父：渔翁，打鱼的老人。 占断：完全占有。 蘋洲：丛生苹草的小河。 镜湖：在浙江会稽、山阴两县交界处，周遭三百馀里，以水平如镜而出名。 闲人：作者自称，乃愤激之辞。 官家赐与：一作“君恩赐与”。唐开元间，诗人贺知章告老还乡到会稽，唐玄宗诏赐镜湖剡溪一曲。放翁反用其典，表达自己的不满之情。官家，指皇帝，此处明指唐玄宗，实指当时的南宋皇帝。

《鹊桥仙·华灯纵博》是宋代文学家陆放翁的词作。词的上阕先回忆自己从军汉中的豪壮之举，然後谴责朝廷无意北伐，提拔重用那些无心肝的酒徒，却将他这样的志士放逐到江湖去当渔父。下阕描述自己的「渔父」生涯，进一步表达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情绪。全篇表面作消沉颓唐之语，骨子里却十分愤激，豪气可感。 「华灯纵博，雕鞍驰射，谁记当年豪举。」开篇就追忆往事，发表感慨。这两句采用倒叙手法，回忆「当年」旧事。从「华灯纵博，雕鞍驰射」两个对偶句，知所谓当年是指在南郑从军一段时期。他对这一时期的「豪举」生活，印象极为深刻，後来多次见于吟咏。这是因为：一、他亲自到了接近国防前线的地区，接触许多激动人心的场景，如射猎、检阅、韩信拜将坛、武侯祠庙，登高远望长安诸山，义士冒死驰递情报等等。二、扩展了视野，丰富了生活，激发了爱国热情，获得了大量的创作题材，奠定了「诗外功夫」的理论。完全可以说，南郑从军，对他的诗歌艺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他曾有诗说：「华灯纵博声满楼，宝钗艳舞光照席。」「分骑霜天伐狐兔，张灯雪夜掷枭卢。」前两句辞采华丽，极具象征意义，将当年南郑从戎时期，词人与同僚纵情欢赌、策马射猎的生活场景重现。此处赌博并无贬义，突显的恰是一掷千金的豪爽性格。「谁记」二字转折强烈，写华年消逝、世事变迁之後，还有谁记得当年的豪情壮志。 「酒徒一半取封侯，独去作江边渔父。」这两句紧承「谁记」领起的转折，想过去，叹今朝。从此，下文分向「低沉」和「开朗」两方面开拓。封侯、渔父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遭遇，荣辱升沉，各有畔岸。「酒徒」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之人，暗用刘邦时策士郦生故事，在这儿是指原来和自己比肩而後来逐渐爬上去的达官贵人（如范石湖、周省斋都位至宰执）。当年与自己一起饮酒的人，至少有一半已经封侯进爵，可是自己却落得病老乡里，成了一个靠打渔为生的衰老渔夫。这里衹作说明，并不见褒贬或感叹的痕迹。但也不禁使人发问：那些酒徒，是怎样取得封侯的，自己又为什么落拓江湖甘心去做钓徒渔父，但这不是作论文，为艺术法则所制约，不能说，也不必说了。诗词语者，有它的特色，留有馀味，让读者自去咀嚼和解答，这就是「言有尽而意无穷」的妙处。「独」字突显出孤家寡人、顾影自怜之意。把成为「渔父」的自己置于「封侯者」之中，对比鲜明，写出放翁仕途的坎坷失意。还应看到，去做渔父，有他的天惠条件，门前宅旁，江湖满地，烟水迷离，是渔父生涯最理想的环境。无怪他在词作里常常提列。此篇而外，如《渔歌子》五首、《鹊桥仙·一竿风月》、《长相思》五首，都是歌颂渔钓生活的清丽超爽之作。诚然，这里也许微寓《楚辞·渔父》「举世皆浊而我独清」的惋叹。 下阕紧承「渔父」二字，从小船写起。「轻舟八尺，低篷三扇」，八尺长的轻小舟船，衹有三扇低矮的蓬窗，恐怕衹能容下词人一人。但是，词人却说它「占断蘋洲烟雨」，别有新致。表现出词人对渔钓生活的喜爱。「占断颇洲烟雨」，情景交融，韵味殊胜。蘋洲之上，烟雨迷蒙，水云之乡，为自己独占，逍遥容与，可以尽情领略心境何等旷远。况周颐说：「善言情者，但写景而情在其中。」衹此一句，抵得张志和全篇《渔歌子》，此可视为「当年豪举」在意境上的升华。在广阔的湖面这一背景中，相较于「轻舟」之小，湖水简直可称大而无当，如此轻巧纤弱的一叶扁舟，绝对不可能占尽风雨，唯词人胸怀宽广能为之。通过这样鲜明的对比，词人言明渔钓生活已成为自己的精神栖所。 「镜湖元自属闲人，又何必官家赐与。」这两句引贺知章的典故。贺知章是会稽人，为官为文都很成功，天宝年间自请归乡为道士，唐玄宗特赐封地。这两句中，词人用略带嘲讽的口吻，打趣贺知章受皇恩所赐得以清闲归乡，实是用以自嘲，嘲笑自己衰鬓残年尚寸功未立。虽有怨念，但词人不仅把这种情怀表达得十分平淡，还显得英气凛然，可能是其晚年心境愈发冲和的缘故。 後人论辛、陆诗词，谓「时时掉书袋，要是一癖」。其实用事衹要贴切自然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近代词人、词论家况周颐指出必欲得天然妙语，「其道有二。曰性灵流露，曰书卷酝酿。」可谓知言。杨升菴评此作：「英气可掬，流落亦可惜矣！」升菴于此拈出「英气」二字，丁消沉遁世的基调中看到开朗超拔的一面，具见法眼。在任何时代，作为一个诗人的气质来说，这种「英挺之气」断不可少。这是在品格和艺术创作中的间架和脊梁。 全词用笔蕴蓄，颇见炼字炼句之功。如开头衹用八个字，就概括了南郑从军多方而的「豪举」。「酒徒」二句，指出持身不同，遭逢各异，亦自言外有意。「占断」一句，衹用六字，诗情画意，境界全出。正如赵瓯北所说：「放翁功夫精到，出语自然老洁，他人数言不能了者，衹在一二语了之。」若姚薑塢说他「苍黯蕴蓄之风盖微」，并非公允之论。 另外，此词虽用了一半篇幅描绘渔父生涯，但放翁与张志和一类烟波钓徒全然不同。被迫投闲的渔父即使表面上再潇洒悠闲，骨子里仍是时时不忘「当年豪举」的爱国志士。正是这股内在的豪纵之气，贯注于全词，便在字里行间和转折推进中流露了一种强烈的不平、怨愤、牢骚和孤傲，而词中「谁记」、「独去」、「占断」、「元自」、「何必」等词语，则在表现上述感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。